钢中之钢

通知书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星期日 晴。，午后的太阳毒辣辣地晒着后背，汗顺着脊梁沟往下淌。信封很薄，比我想象中薄得多，就一张纸的厚度。我捏着它翻来覆去看了两遍，上面印着那个学校的名字——名字很长，前面挂着省名，后面缀着“职业技术学院”六个字。，我之前没听过这个学校。，只有二楼李阿姨家的收音机在放黄梅戏，咿咿呀呀的声音从纱窗里飘出来。我家的信箱锁早就坏了，铁皮门虚掩着，里面除了这封信就只有一张上个月的电费催缴单。我把信塞进裤兜里，没拆。裤兜里还有三块钱零钱和半包揉得皱巴巴的红塔山——我爸的烟，我偷拿的。其实也不算偷，他的烟就放在茶几上，我拿的时候他正在厨房炒菜，锅铲刮着铁锅的声音响得很，他什么都没听见。，四层红砖楼，1982年建的，楼体外墙皮剥落得厉害，远远看去像得了皮肤病。楼道里堆着各家的煤球和旧家具，把本来就不宽的过道挤得只剩一个人侧身能过的缝。我往上走的时候，三楼拐角处那辆锈得不成样子的二八大杠还横在那里，车座子都没了，只剩一根光秃秃的钢管竖着，也没人扔。我妈说那辆车是四楼张师傅的，张师傅九八年就去世了。说起来也没几年，但这栋楼里好像没人记得这件事了。，东户。门是那种老式的绿色防盗门，上面有个猫眼，但猫眼早就被堵死了，从外面往里看什么也看不见。门没锁，我拧开把手进去，一股油烟味和花露水味混在一起的古怪气味扑面而来。。，满打满算也就十二三个平方。沙发是九十年代初的款式，人造革面，坐垫那块已经磨得发亮，边角处露出里面发黄的海绵。我爸坐在沙发正中间，脚边放着一个搪瓷盆，盆里的水黑乎乎的，飘着一层鞋油沫子。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军绿色背心，露出两条胳膊——五十三岁的人了，胳膊上的肌肉线条还硬邦邦的，只是皮肉松了些，像绷得不太紧的旧鼓面。，而是他右肩胛骨下方那道疤。，大约两指宽，斜斜地趴在肩胛骨的位置，颜色比周围的皮肤浅，像是被什么东西烫过之后留下的。小时候不懂事，我问过我妈那是什么，我妈只说了一句“**打仗时候留下的”，就不肯再多说了。后来我慢慢长大，从别人嘴里零零碎碎地听说了一些事，才知道那道疤是七九年的事了。一块弹片，从某个方向飞过来，嵌进了他的肩膀。那时候他二十八岁，入伍第五年，刚提干没几个月，正带着一个排的兵往某个高地上冲。“爸。”我喊了一声，在门口换拖鞋。“嗯”了一声，头也没抬，继续拿刷子蘸了鞋油在鞋面上来回地蹭。那双皮鞋是黑色的，三接头的老款式，鞋底磨偏了，但鞋面永远擦得锃亮。从我记事起，这双鞋就一直在。每逢重要日子他就拿出来擦一遍，擦完之后穿一天，回来再仔仔细细地擦干净收起来。一年到头也穿不了几次，但鞋油倒是用得挺快。“信来了。”我把信封从裤兜里掏出来，放在茶几上。，茶垢厚得都快看不出原来的白色了，里面泡着浓得发苦的***茶。旁边是一个烟灰缸，烟灰缸是我上初中时在劳技课上用易拉罐剪的，沿口剪得歪歪扭扭的，像狗啃过似的。烟灰缸里戳着七八个烟头，有几个还带着新鲜的灰烬。
茶几底下压着一张玻璃台板，台板底下压着几张照片。有一张是我爸穿着八七式军装拍的，肩膀上扛着两杠三星，胸前的勋表排得满满当当，**是一面**。那是他退休前最后一张正装照，拍完这张照片不到半年，他就脱下了穿了整整三十年的军装。
三十年。从一九七四年入伍，到二〇〇四年年初正式退休，他在部队待了整整三十年。从战士到**，从排长到连长，从营长到团参谋长，最后在团长的位置上退下来。三十年里他换过六个单位，带过数不清的兵，参加过大大小小几十次演习和任务，但他说来说去，最念念不忘的，还是七九年那二十八天。
那二十八天，是他这辈子的分水岭。
“拆了没？”他问。
“没。”
“拆吧。”
我撕开信封。信封粘得不太牢，轻轻一扯就开了，里面的确只有一张纸，薄薄的，正面印着几行字，背面是白的。我扫了一眼，内容和我想的差不多——恭喜我被录取，九月一日开学，报到时携带录取通知书和***，学费每年四千二，住宿费八百。
四千二。
我把通知书递给他。他接过去，从茶几底下摸出老花镜戴上，一个字一个字地看，嘴唇微微动着，像是在默念。他看东西很慢，这是当年在部队扫盲班养成的习惯，认字没问题，但速度上不来，一句话要来回看两三遍才放心。
客厅里安静下来。厨房那边传来高压锅呲呲的冒气声，我妈应该在炖排骨——只要家里有大事，她就爱炖排骨，好像一锅排骨汤能解决所有问题似的。电风扇在墙角嘎吱嘎吱地转着头，风叶上积了一层灰黑色的油垢，吹出来的风都是黏糊糊的，带着一股铁锈味。
我站在茶几边上，手不知道往哪放，干脆又揣回裤兜里。裤兜里的烟盒被我捏得变了形，烟丝从破口处漏出来，沾了一手碎末。
我爸把通知书看了两遍，然后摘下老花镜，把那张纸对折了一下，又对折了一下，变成了一个小方块，塞回信封里。他做这些动作的时候很慢，很仔细，像是在对待一份重要文件。但他什么都没说，只是把信封放回茶几上，端起搪瓷茶缸喝了一口茶。
那口茶喝得很响，呼噜一声，像是在漱口。
“四千二。”他说。
不是疑问句，是陈述句。语气很平，像是在说今天天气不错。
“嗯。”
他又端起茶缸喝了一口，然后放下，拿起刷子继续擦那双已经锃亮的皮鞋。刷子蹭过鞋面发出沙沙的声音，很有节奏，一下一下的，像某种计时装置。我从裤兜里摸出那半包红塔山，抽出一根，叼在嘴上，又摸出打火机。
“少抽点。”他说，头还是没抬。
我把烟点着了，深深吸了一口。劣质**的味道冲进肺里，辣辣的，有点呛，但我忍住了没咳。我十六岁开始偷偷抽烟，一开始是一根两根地蹭别人的，后来自己买，再后来就开始拿我爸的。他其实早就发现了，只是从没正经说过我。我觉得他可能觉得男人抽烟不算什么事。他从七九年就开始抽烟，在战地上抽得最凶，一天两包不带停的，后来回到机关，收敛了一些，但也从没戒掉过。
“俊浩。”
“嗯？”
他把刷子放下来，抬起头看着我。阳光从窗户照进来，正好打在他半边脸上，照得那些皱纹格外深，像刀刻出来的。他的头发剃得很短，标准的板寸，鬓角已经花白了，但整个人看起来还是挺拔的——即便坐在那张破沙发上，他的腰板也是直的，这是三十年军旅生涯留下的痕迹，改不掉的。
他的眼睛不大，但看人的时候有一种当兵的锐利，好像能把人看穿似的。这种眼神我从小看到大，说实话，一直不太习惯。他不需要瞪你，就那么平平地看着你，你就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事，哪怕你什么都没做。以前他的兵跟我说过，团长开会的时候不骂人，就那么坐着看一圈，底下**气都不敢出。
但我现在看他的眼神，那种锐利淡了不少，像是被什么东西磨钝了。我说不清那是什么——可能是时间，可能是退休后的日子，也可能是别的什么。
“你自己怎么想的？”他问。
我弹了弹烟灰。烟灰落在那张录取通知书上，灰白色的，薄薄一层。我爸没去拂它。
“不知道。”我说。
这是实话。我真的不知道。
高考成绩出来那天我就知道了。三百七十二分，在我们那座小城里不算最低的，但也绝对算不上什么能拿得出手的成绩。班里六十三个人，我大概排在四十名左右——不好不坏，不上不下，像我的身高、长相、家境一样，放在人堆里就找不着了。
填志愿的时候我随便填了几个学校，说不上有什么想法。班主任老周看了我的志愿表，推了推眼镜，用一种过来人的语气跟我说：“徐俊浩啊，你这个分数，好一点的大专都悬。”他说话的时候嘴唇上沾着茶叶沫子，我看着那点沫子在他嘴唇上一上一下的，心里没什么波澜，只是觉得那天的阳光特别刺眼，刺得我眼睛发酸。
“悬就悬吧。”我当时说。
老周叹了口气，把志愿表还给我，说：“你再想想，再想想。”我后来没想。我把志愿表原样交了上去，然后收拾书包回家。回家的路上经过网吧，我在里面蹲了三个小时，打了十几把**，被人用狙爆了七八次头。从网吧出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，我骑着我那辆破自行车往回走，路上买了根烤肠，两块钱，淀粉做的，嚼起来像橡皮，但很香。
那就是我的高三。没什么热血，没什么逆袭，甚至连像样的遗憾都没有。就像一杯放凉了的白开水，没什么味道，但你还得把它喝完。
我爸听了我的回答，沉默了一会儿。客厅里只有电风扇嘎吱嘎吱的转动声和高压锅的呲呲声。
“**说让你去上。”他说。
“嗯。”
“你怎么想？”
“我说了，不知道。”
他把刷子放进搪瓷盆里，拿抹布擦了擦手，然后从沙发上站起来。他个子不高，一米七出头，但站起来的时候有一种压迫感，好像周围的空气都跟着紧了一下。他走到窗户边上，背对着我，看着外面。窗外是纺织厂的旧厂房，厂子九六年就倒闭了，厂房一直空着，窗户玻璃碎了大半，楼顶上长出了杂草，远远看去像一座废墟。
“你知道我怎么当的兵吗？”他忽然说。
这个问题他从来没问过我。
“不知道。”我老实回答。
他转过身来，靠在窗台上，掏出一根烟点上。火柴划着的时候，火光映在他的脸上，把那些皱纹照得更深了。
“七四年，我二十三了。”他吐出一口烟，烟雾在阳光里缓慢地翻卷，“那时候我们家穷，兄弟姐妹六个，我是老三。吃饭都吃不饱，更别说上学了。我上到初二就辍学了，在生产队挣工分，一天挣八个工分，折合两毛多钱。后来又在家里帮了几年工，种地、修渠、给人盖房子，什么活都干过。”
这些事他以前从来没跟我讲过。我站在茶几边上，手里夹着烟，不知道该不该坐下来。
“那年冬天征兵，大队支书跟我爹说，让孩子去当兵吧，好歹能吃上饱饭。我爹舍不得，我娘也舍不得，但家里实在养不起那么多张嘴。我就去了。”他弹了弹烟灰，烟灰落在地上，他用拖鞋蹭了蹭，“走的那天，我娘给我塞了五个煮鸡蛋，用一块破布包着。鸡蛋还热乎，是她刚从鸡窝里摸出来的。我走了十里路到公社，坐在拖拉机上剥了一个吃，蛋黄噎在嗓子眼里，怎么也咽不下去。”
他说到这里停了一下，像是在回忆那个鸡蛋的味道。
“到了部队，我才知道什么叫吃饱饭。新兵连第一顿，我吃了五个馒头，把**都看傻了。”他笑了一下，笑得很浅，嘴角往上扯了扯就收回去了，“后来一步一步，从战士到**，从**到排长，从排长到连长，就这么干了三十年。我这一辈子，最好的东西、最坏的东西，全在那三十年里了。”
他沉默下来，吸了两口烟，目光落在我身上。
“你不一样。”他说。
“什么不一样？”
“你有选择。”
他说完这句话，把烟掐灭在烟灰缸里，然后走到电视机柜旁边。电视机柜是那种老式的组合柜，上面摆着一台二十一寸的长虹彩电，下面有几个抽屉。他拉开最下面那个抽屉，在里面翻了翻，拿出一个红色的塑料皮本子。
“拿着。”他把本子递给我。
我接过来翻了翻，是一个退伍**证。封皮上的烫金字体已经有些模糊了，但里面的照片还清晰——年轻时的他，穿着六五式军装，领口上别着两面鲜红的领章，二十出头的样子，眉毛很浓，眼神很硬，下颌绷得紧紧的，跟现在判若两人。六五式军装没有军衔，没有肩章，全军上下无论元帅还是列兵，领口上都只有这两面**。照片下面是他当年的职务和立功记录，密密麻麻地填了好几行。
“打开看看。”
我翻开退伍证，里面夹着一张泛黄的黑白照片。照片上有七八个兵，都穿着六五式军装，领口上的红领章在黑白照片里显出一种深沉的灰色，几个人坐在一辆坦克上，**是一片模模糊糊的树林。我爸指着照片上最左边那个人说：“这是**，二十八岁。”
我仔细看了看，差点没认出来。照片上的他又黑又瘦，军装穿在身上显得空荡荡的，但眼睛亮得吓人，像是里面点着一盏灯。
“这张照片是七九年三月照的，打完仗回来，在边境上拍的。”他指着照片上的那些人，“这个，一排长，后来牺牲了。这个，二**，丢了一条腿。这个，通讯员小刘，回来以后就疯了，现在在老家荣军医院里住着。”
他的语气很平，像是汇报工作一样，一个一个地数过去，不带什么感情。但我注意到他夹烟的手指在微微发抖，很轻，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。
“我们团，上去的时候一千八百人，下来的时候剩一千二。”他把照片从我手里拿回去，重新夹进退伍证里，动作很轻很小心，像是怕弄坏了什么珍贵的东西，“六百个人，六百条命，没了。”
他把退伍证合上，放回抽屉里，然后关上抽屉。那个抽屉关上的声音很轻，但在这个安静的客厅里听起来格外响。
“所以我想让你去念书。”他转过来看着我，目光比刚才锐利了一些，“四千二虽然不少，但**和我想想办法，还是凑得出来的。”
我没说话。
说实话，我心里清楚，四千二对别人家来说也许不算什么，但对我们家来说，不是一笔小数目。我爸虽然是个团长退休，但他的工资一直不高。部队干部和地方不一样，看着级别不低，实际上一个月就那么两千多块钱。我妈在街道办的工厂里做会计，一个月挣六百。他们俩省吃俭用一辈子，供我上完高中，手头能攒下多少钱，我心里大概有数。
“爸。”我把烟掐灭，看着他的眼睛，“你是不是想让我去当兵？”
他愣了一下。
客厅里又安静了。电风扇还在嘎吱嘎吱地转着，厨房里高压锅的呲呲声不知道什么时候停了，我妈大概已经把火关小了。楼下传来收废品的吆喝声，拖长了调子，像唱戏似的——“收废品嘞——旧报纸旧书旧家电——”
“我没这么说。”他最后说。
“但你心里是这么想的。”
他又沉默了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他才开口，声音比刚才低了一些：“你爹当了三十年兵，不骗你，是真苦。但也真管用。你看你，十八岁了，往那一站，歪歪斜斜的，站没站相坐没坐相，抽个烟都含胸塌背的。你要是这么去上那个大专，三年以后出来，还是这个德行。”
他说这话的时候不是骂人的语气，但比骂人更让我难受。因为他说的都是事实。
“你去当兵，两年，就两年。”他伸出两根手指，“两年以后回来，你还是可以继续念书，**有**，退伍**上学有加分，学费有减免。你要是愿意，到时候再考，说不定能上个更好的学校。”
“要是不愿意呢？”
“不愿意什么？”
“不愿意去当兵。”
他看着我，看了很久。阳光从西窗照进来，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，投在掉了漆的水泥地面上。他的脸色很平静，看不出什么情绪，但我注意到他的右手下意识地摸了摸右肩——那道疤的位置。
“那就不去。”他说得很慢，像是每一个字都掂量过才往外蹦，“你的人生，你自己做主。我二十三岁去当兵的时候没得选，你有。”
他说完这句话，就转过身去，把搪瓷盆里的脏水端起来，走进厨房倒掉了。我听见水龙头哗哗响了一阵，然后是他和我妈低声说话的声音，听不清在说什么。
我一个人站在客厅里，看着茶几上那个牛皮纸信封，看着烟灰缸里还在冒烟的烟头，看着电视机柜下面那个抽屉。那个抽屉里放着我爸的退伍证和那张发黄的照片，还有他三十年军旅生涯攒下来的各种各样的东西——奖章、证书、纪念章、与战友的合影——全锁在那个抽屉里，平时从不见他拿出来看。
但我知道他会看。
有一次我半夜起来上厕所，路过客厅的时候，看见他一个人坐在沙发上，就着台灯的灯光，正在翻那个抽屉里的东西。他没发现我，我也没有出声，就那么站在走廊的阴影里看了他一会儿。他拿起一张照片看了很久，然后放下，又拿起另一张，又看了很久。他的表情在昏暗的灯光下看不清楚，但他的动作很慢很轻，像是在触碰什么易碎的东西。
我悄悄地退回了房间，没有惊动他。第二天早上起来，抽屉已经关好了，他照常坐在沙发上看报纸，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。
“俊浩！叫**洗手吃饭！”我妈在厨房里喊了一嗓子，把我从回忆里拽了回来。
我爸从厨房里走出来，手上湿漉漉的，在军绿色背心上蹭了蹭。他看了一眼茶几上的信封，又看了我一眼，想说什么，最后什么都没说，转身去搬折叠桌。
折叠桌靠在墙角，打开以后刚好够三个人围坐。我妈端着一大碗排骨汤从厨房里出来，汤面上飘着一层油花和葱花，香味弥漫了整个客厅。她是一个瘦小的女人，头发烫着小卷，鬓角也有白发了，但笑起来的时候还是很年轻的样子。她把汤放在桌子上，又回厨房去端菜，来来回回跑了三四趟，桌子上摆得满满当当——一盘红烧排骨，一盘炒豆角，一盘凉拌黄瓜，还有一碟花生米。
“今天是个好日子，通知书来了嘛。”我妈一边解围裙一边笑着说，“好歹是个大学，咱们家俊浩也上大学了。”
“大专。”我纠正她。
“大专也是大学。”她瞪了我一眼，然后又笑了，“你比**强，**连初中都没念完。来，坐下来吃。”
我们三个人围着那张折叠桌坐下来。我爸从柜子里拿出半瓶白酒，给自己倒了一小盅。他喝酒很节制，从来不多喝，一顿饭就一小盅，多了不碰。我有时候想，这个人一辈子的自律大概都是在部队里养出来的，就连喝酒这种事，他也像在执行某项纪律一样精准。
“你也来点？”他看了我一眼。
我愣了一下。他从来没让我喝过酒。
“给他倒一杯吧。”我妈难得没有反对，“十八了，成年了。”
我爸给我倒了一小盅，推到我面前。白酒清亮亮的，散发着一股辛辣的气味。我端起来看了看，又放下，不知道该不该喝。
“喝。”我爸说，然后端起来自己的酒盅，一仰脖子干了。
我也学着他的样子，一仰脖子把酒倒进嘴里。白酒像一条火线从喉咙一直烧到胃里，辣得我眼泪都快出来了，但我强忍着没有咳，硬生生咽了下去。
“好。”我爸说了一个字，然后把一块排骨夹到我碗里。
那顿饭吃得很安静，大部分时间是我妈在说话，说的都是些家长里短的事——隔壁单元王姐家的儿子考上了省城的大学，楼下李阿姨的闺女谈了个对象是***，纺织厂那块地听说要开发了，家属院可能要拆迁。我爸埋头吃饭，偶尔嗯一声算是回应。我端着碗，往嘴里扒着米饭，眼睛却一直往茶几那边瞟。那个牛皮纸信封静静地躺在茶几上，上面落着几片烟灰，还有刚才洒出来的一滴酒，把信封的一角洇湿了。
吃完饭，我妈收拾桌子，我主动去洗碗。水龙头的水哗哗地冲着碗筷，我低着头机械地擦洗着，脑子里乱糟糟的。厨房的窗户正对着纺织厂的旧厂房，夕阳把那些破败的建筑染成了橘红色，远远看去还挺好看的，像是在废墟上镀了一层金。
洗完碗出来，我爸已经不在客厅了。茶几上的信封也不见了。
我走到他卧室门口，门虚掩着，透过门缝看见他正坐在床沿上，手里拿着那个信封，翻来覆去地看着。床上铺着凉席，枕头上放着一个老式的军用挎包，绿色的，洗得发白了，上面印着“提高警惕 保卫祖国”八个字，字迹已经模糊不清了。
他没有打开信封，就那么拿着它，坐在床边，一动不动。夕阳透过窗户照进来，把他整个人罩在一层金色的光里。他的背影看起来很瘦，比我想象中瘦得多。没有了军装的支撑，他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的老头子，肩膀有点塌，腰板虽然还直着，但已经没有了当年照片上那股冲劲儿。
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，最后还是没进去。我转身回到自己的房间，关上门，躺在床上，瞪着天花板发呆。
天花板上有几块水渍，形状像地图上的岛屿。我盯着那些水渍看了很久，脑海里反复回放着今天下午的对话——“你的人生，你自己做主。我二十三岁去当兵的时候没得选，你有。”
可是我能选什么呢？去那个连名字都记不全的大专，混三年，拿个没什么含金量的文凭，然后去人才市场跟无数个和我一样的人挤破头？还是听他的，去当兵？
当兵。这两个字对我来说一直很遥远，远得像另一个世界的事。虽然我从小在部队大院长大，虽然我爸当了三十年兵，虽然我家客厅的墙上至今还挂着他穿着军装的照片——但对我来说，那些都是我爸的事，跟我没关系。我从来没想过自己要穿上那身军装。
但今天他把退伍证拿出来给我看的时候，他摸肩膀那道疤的时候，他说“六百个人，六百条命”的时候，我忽然觉得，也许我从来就没真正了解过我爸。他在我眼里一直是一个沉默寡言、严肃刻板、不懂得表达感情的父亲，是客厅里那个永远在擦皮鞋、看报纸、喝浓茶的身影。但他年轻时候的那些事情——冲锋、流血、生死——我从来不知道，他也从来不提。
那些事情就像他肩膀上的那道疤一样，被我看见过无数次，却从来没有真正看见过。
窗外的天渐渐黑了。家属院里的路灯亮起来，橘**的光透过窗帘照进来，在天花板上投下模糊的光影。楼下有人在放收音机，播的是新闻联播的开场曲，那个熟悉的旋律隔着老远飘进来，像从另一个时代穿越过来的回音。
我翻了个身，从枕头底下摸出手机。手机是去年过生日我妈给我买的，诺基亚3100，蓝屏的，只能打电话发短信。我打开通讯录翻了翻，里面存的号码不超过二十个，大部分是同学，但毕业以后就再没联系过。
我想找个人说说话，但翻来翻去，不知道该打给谁。
最后我把手机关了，塞回枕头底下，闭上眼睛。
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。梦里我穿着一身军装，站在一个我不知道的地方，周围全是山和树林，雾很大，看不清前面有什么。我爸站在我旁边，穿着他那身六五式军装，二十八岁的样子，眉毛很浓，眼神很硬。他拍了拍我的肩膀，说了一句话，但雾太大，声音被风吹散了，我听不清他说了什么。
我想问他，但他已经转身往雾里走了。我喊他，他不回头，背影越来越模糊，最后被浓雾完全吞没了。
我一个人站在雾里，身上穿着那身不太合身的军装，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走。
醒来的时候，天刚蒙蒙亮。窗外有鸟叫，楼下的早点摊已经出摊了，油条下锅的滋啦声和炸油饼的香味一起飘进来。我躺在床上，浑身是汗，凉席上印出了一个人形的湿痕。
我盯着天花板上的水渍，脑子里忽然冒出一个念头——我要是去当兵，会变成什么样子？
然后我听见客厅里有动静。
我轻手轻脚地下了床，推**门，看见我爸已经起来了。他穿着那件军绿色背心，坐在沙发上，面前放着那个已经打开了盖子的抽屉。他手里拿着一张照片，还是那张发黄的老照片，他二十八岁时和战友们在坦克上的合影。
他没有发现我。晨光从窗户照进来，把他花白的头发照得发亮。他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，然后伸出手指，轻轻地、极其缓慢地，一个一个地抚过照片上那些人的脸。
他的嘴唇翕动着，像是在念那些人的名字。
我把门关上，靠在门板上，忽然觉得鼻子有点酸。
七天后。
七月二十五日，星期天，又是一个大晴天。
早上八点，我骑着我那辆破自行车出了门。车后座上夹着一个塑料袋，里面装着户口本、***和高中毕业证。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了，照在马路上，柏油路面被晒得软乎乎的，车轮碾过去发出黏腻的声音。空气里全是夏天的味道——热腾腾的柏油味、路边西瓜摊的甜腻味、洒水车经过后留下的潮湿味。
我骑着车穿过了大半个县城，最后在一栋灰扑扑的三层楼前停下来。楼门口挂着一块白底黑字的牌子，上面写着“县人民**征兵办公室”。
门口已经排了十几个人，都是和我差不多大的年轻人。有的靠在墙上抽烟，有的蹲在地上玩手机，有的被家长陪着，母亲在一旁絮絮叨叨地叮嘱着什么。一个穿着九九式夏季作训服的士官站在门口，手里拿着一沓表格，正在挨个发。新式的作训服比我爸那年代的六五式精神多了，肩章领章齐全，往那一站就是**的样子。
我把车锁好，走到队伍的最后面。
排在我前面的是一个剃着光头的胖子，脖子上挂着一条粗金链子，看着不太好惹的样子。他回头看了我一眼，上下打量了一番，问：“你也来报名？”
“嗯。”
“想好了？”
“想好了。”
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想没想好。但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，我看见我爸一个人坐在阳台上，面前放着他的退伍证和那张老照片。他看见我出门，问我去哪儿。我说，去报名。
他愣了一下，然后点了点头，什么都没说。
但我看见他端着茶缸的手抖了一下。
队伍慢慢地往前挪。轮到我的时候，那个士官递给我一张表格，说：“把表填了，然后进去体检。”
我接过表格，找了个角落，趴在墙上开始填。姓名：徐俊浩。出生年月：1986年3月。学历：高中。**面貌：
填到“**面貌”一栏的时候，我写了“***员”。这四个字让我愣了一下——我是初二入的团，全班一起举的手，一起宣的誓，说实话当时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。那张团员证被我塞在书桌抽屉最底层，除了交团费的时候拿出来盖个章，平时基本不见天日。但写到这四个字的时候，我忽然觉得它好像突然有了一点分量——说不上为什么，也许是因为它是我填的这张表格上，唯一和我爸有点关系的身份。
“家庭主要成员”一栏的时候，我停了一下。父亲：徐卫国，1951年生，***员，原某军区某部某团 团长，已退休。母亲：李秀兰，1953年生，纺织厂会计。
我把表填完，站起来，往征兵办的大门走去。
阳光很刺眼，照得人睁不开眼睛。我把表格举起来挡了挡光，脚下的影子被拉得很长。身后有人在喊谁的名字，声音被蝉鸣淹没了，听不太清楚。
我深吸了一口气，迈进了征兵办的大门。
门里面很凉快，走廊里飘着一股消毒水的味道，墙上的扩音器在播放一首歌，音量不大，但旋律很熟悉——
“当兵才知道自己骨头硬不硬，当兵才知道什么是孬种什么是英雄……”
我站在走廊里，手里攥着那张表格，忽然想起今天早上出门前我爸叫住我的那一幕。
他站在阳台门口，逆着光，看不清表情，只说了一句话。
“去吧。”
就两个字。
但我总觉得，那两个字里，藏了很多别的东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