重生在1979的田埂上

芦花鸡与冰凉的药罐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，混杂着柴草灰烬的焦糊气，先于意识钻进了鼻腔。眼皮沉得像是压了两块湿泥，我费力地睁开一条缝。。糊着旧报纸的房梁。椽子缝隙里垂下的灰絮，在从破窗棂透进来的、灰白的天光里，无声地浮沉。。、冰冷、浸透了悔恨与汽油味的梦。梦里高楼如林，车流似河，我站在空旷的办公室落地窗前，手里攥着冰冷的报表，耳边却总也散不去妹妹细弱的哭声，和父亲那一声声压抑的、能把肺叶咳出来的闷响。。身下硬炕硌着骨头的触感，也太真了。，胸口一阵闷痛，带着高烧退去后的虚乏和喉咙的干灼。视线艰难地聚焦，扫过墙角堆着的几捆干瘪的番薯藤，扫过掉了漆皮、露出木茬的破旧矮柜，最后，定在屋门口那个瘦小、微驼的背影上。。，正低头忙着什么。深蓝色斜襟罩衫的肘部，补丁叠着补丁，浆洗得发白。她怀里似乎抱着个东西，那东西不安分地动了动，发出一声低低的、带着惊恐的“咕——”。。“嗡”地一声，某些沉在记忆深处的碎片，被这声鸡叫猛地搅起，翻腾上来。。春荒。妹妹陈娟持续低烧，咳了小半个月。家里能换钱的东西早已罄尽。最后……最后是这只芦花鸡。母亲抱着它，去了五里外的公社换购点，换回两包最便宜的去痛片，和一小把挂面。鸡没了，家里最后一个稳定的蛋源断了。娟子的病拖成了慢性的虚弱，秋后生产队结算，工分贬值，家里彻底断炊……！，胳膊却软得不像自己的，肘弯一滑，整个人又重重摔回炕上，发出沉闷的响声。。。四十三岁的脸，被岁月和辛劳凿刻得比记忆里还要深刻。眼角皱纹如刀刻，鬓角已见霜色。她怀里，果然抱着那只芦花鸡。鸡被她的胳膊箍着，翅膀收拢，脖子却固执地向上伸着，黑豆似的眼睛惶然地转动。母亲另一只手里，攥着一段旧麻绳。
她的目光落在我脸上，清亮，却蒙着一层厚重的疲惫。“醒了？”声音干涩，没什么起伏，“灶上温着点粥，你喝了。我出去一趟。”
出去一趟。轻描淡写。
我知道她要去哪里。去换那救不了根本、只能暂时麻痹痛苦的药片，去换那几缕塞不住牙缝的挂面。然后用家里最后一点指望，去填一个无底洞。
不行。
绝对不行。
太阳穴突突地跳，眼前一阵发黑。身体像是灌满了湿透的棉絮，沉重，不听使唤。但那股从胸腔深处烧上来的急火，硬生生顶着这具虚弱的躯壳。我咬着牙，用手肘再次抵住炕沿，指甲抠进土坯的缝隙里，一点点，把自己从炕上拔起来。
骨头缝里都在咯吱作响。冷汗瞬间就透了一层。
母亲看着我，没动，也没说话。只是抱着鸡的手臂，无意识地收紧了些。芦花鸡不舒服地蹬了蹬腿。
“妈。”我开口，声音沙哑得像是砂纸磨过木头，每个字都带着血气，“鸡……不卖。”
她愣了一下，似乎没听清，或者是不相信这话是从我嘴里说出来的。印象里的大儿子，沉默，懂事，跟着下地挣工分，从不多话，更不会干涉她的决定。
“你说啥？”她问，眉头微微蹙起。
“鸡，不能卖。”我喘了口气，手指死死扣着炕沿，支撑着发颤的身体，“娟子的病，我想法子。”
这话说出来，我自己都觉得空洞。一个刚退烧、家徒四壁的二十岁青年，能有什么法子？但我知道，我不能让她踏出这个门。那只芦花鸡，是种子，是火种，是这间冰冷屋子里，唯一还能生出点希望的东西。
母亲的眼神变了。那层疲惫下面，露出一种锐利的审视。她上下打量我，像是第一次看清自己的儿子。“你想啥法子？”她问，语气里没有讥讽，只有一种近乎麻木的务实，“娟子咳得睡不着，总得吃点药压一压。家里就剩它还能换点东西了。”
“药压不住根。”我喉咙发干，努力让声音听起来镇定些，脑子里飞快地转着，搜索着符合这个年代、这个身份能说出来的理由，“娟子是虚的，营养跟不上。卖了鸡，换了药，吃完呢？家里连个蛋星子都没了，她拿啥补？”
母亲沉默了。她何尝不知道。只是当**，看着小女儿夜里咳得缩成一团，还能有什么选择？眼前的路，黑的白的，只有这一条窄缝。
“那你说咋办？”她声音低下去，带着一种认命般的疲惫，“缸里见底了。你爹他们去河工，还得小半个月才回来，带不回粮。工分……秋后的事，谁说得准。”
她没说下去。但我们都清楚。去年秋后结算，一个工分折合不到三分钱，还得搭上各种抵扣。指望工分吃饱饭，难。
我慢慢挪动脚步，脚底板踩在冰凉的土地上，虚浮得像是踩在棉花上。一步，两步，挪到母亲面前。离得近了，能看清她眼里的血丝，能看清芦花鸡翅膀上那几根漂亮的、带着黑斑的羽毛，也能看清她握着麻绳的手指，关节粗大，布满裂口。
“鸡留着下蛋。”我盯着她的眼睛，一字一句地说，尽量让每个字都砸在实处，“蛋，我们不吃了，攒着。”
“攒着干啥？换盐？”母亲下意识地问。这是最常规的用途，鸡蛋换食盐，家家如此。
“不换盐。”我摇头，深吸一口气，说出那个在脑子里盘桓了几圈的想法，“攒够了，去刘集。”
母亲的眼睛倏地睁大了一些。刘集是比公社换购点更远的一个大集镇，逢三逢八有市，去那儿要走十几里山路。关键是，那儿的鸡蛋，有时候能比公社换购点多换一两分钱，或者，换到一些别处没有的紧俏东西。但这需要胆量，需要偷偷摸摸，被称为“黑市”，风险不小。
“你疯了？”母亲压低声音，带着惊怒，“那是能去的地方？让人抓着，鸡飞蛋打不说，人还得挨批！”
“偷偷的，一次不多换，换点实在的。”我坚持道，知道这是触动了她最敏感的神经——安全，“比如，换点小鸡仔。”
母亲再次愣住。
“七个蛋，在公社换盐，够吃一阵。在刘集，运气好，说不定能换回两只半大的鸡仔。”我继续往下说，这些话与其说是说服她，不如说是在梳理自己刚刚成型的念头，“芦花鸡还能下蛋，新鸡仔养到秋后，也能开窝。到时候，家里就有三四只下蛋的鸡。蛋多了，娟子隔三差五能吃上一个，补身子。吃不完的，还能继续换钱，换别的。”
我停住，看着她的反应。这是最朴素、最直接的账，一个农村妇女算得清。
母亲没说话，嘴唇抿得发白。她低头看了看怀里的芦花鸡，鸡似乎感受到了气氛的凝重，也安静下来，只是喉咙里发出轻微的“咕噜”声。她又抬眼看了看里屋的门帘——那后面，躺着咳嗽的妹妹。
时间一点点过去，屋里只有我粗重的喘息，和窗外偶尔传来的、远处生产队上工的模糊哨音。
终于，母亲抱着鸡，慢慢转过身，走回屋里，把鸡放回了墙角那个用破筐和树枝搭成的简易鸡窝里。芦花鸡一获得自由，立刻抖了抖羽毛，警惕地缩进角落。
母亲把麻绳慢慢卷起来，塞回灶台边的缝隙。然后，她走到水缸边，拿起飘在水面上的葫芦瓢，舀了半瓢凉水，递给我。
“喝了。”她说，声音依旧干涩，但那股决意出门的劲儿，似乎松了一些。
我接过瓢，冰凉的水滑过灼痛的喉咙，带来一丝短暂的清明。身体依旧虚弱得厉害，但心里那块压着的巨石，好像挪开了一角。
母亲没再看我，转身走到里屋门边，轻轻掀开打着补丁的蓝布门帘，往里看了看。过了一会儿，她退出来，走到灶台前。
灶膛里没有火，铁锅里是空的。她拿起灶台角落一个粗陶的药罐子，罐子口空荡荡，里面只有一层深褐色的、干涸的药渍。她用手指抹了一下罐口，指尖沾上一点灰褐。然后，她默默地把药罐子放回原处，走到米缸边，掀开盖子，探头看了看。
缸底只剩下薄薄一层泛黄的糙米，几粒米壳清晰可见。
她盖上缸盖，动作很轻。然后，她走到鸡窝边，蹲下身，伸手进去摸索了一下。再拿出来时，手里握着一个小小的、还带着温度的鸡蛋。她把鸡蛋举到眼前，对着窗户的光看了看，又轻轻握在掌心，捂了一会儿。
那是一个母亲，在掂量全家人生计的重量。
她把鸡蛋小心地放进灶台边一个垫着干草的瓦盆里。盆里，已经躺着另外两个鸡蛋。
三个蛋。
这就是全部了。
母亲站起身，拍了拍手上的草屑，看向我。她的眼神复杂极了，有担忧，有疑虑，有疲惫，还有一丝极其微弱的、连她自己可能都未曾察觉的……松动。
“先养着吧。”她终于说，声音低得像叹息，“等凑够七个……再说。”
我绷紧的脊背，一下子松了。一股强烈的虚脱感涌上来，差点让我站不稳。我知道，这远非胜利，只是一个极其脆弱的暂停。但至少，那只芦花鸡保住了。至少，三个鸡蛋，有了变成七個、然后变成小鸡仔的可能。
“嗯。”我应了一声，扶着炕沿慢慢坐下，浑身冷汗涔涔。
母亲不再说话，开始收拾冷灶，准备熬那点仅存的粥。屋里只剩下她轻微的脚步声，和柴草被折断的窸窣声。
我坐在炕沿，目光掠过这间熟悉又陌生的破败老屋，掠过母亲瘦小却挺直的背影，掠过墙角那三枚安静的鸡蛋。胸腔里，那股火烧火燎的急切慢慢沉淀下去，取而代之的，是一种更加沉重、更加具体的决心。
记忆里的悲剧起点，被我暂时按下了。
但往后的每一步，都得靠这双还没什么力气的手，从这片贫瘠的泥土里，实实在在刨出来。
日子不能这么过。
绝对不能。